赶考路上的组织治理与机制革命 —— 再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作者：陆离、木然

水石先生的《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是一篇常读常新的文章。每次重读，都会从历史深处打捞出一层新的重量。“绝不当李自成”—— 这句话最初的分量，来自一九四九年那个春天。毛泽东在进京前夕说 “我们是进京赶考”，说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把三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胜利与短短四十二天的崩塌，变成悬在执政者头顶的一记警钟。这个警钟一敲，就是七十多年，今天依然清越。读这篇文章，越来越觉得，李自成的失败，内核不只是道德和腐败问题，更是一道关于组织机制的命题。

一、胜利不是终点，掌握政权才是真正的考试

真正伟大的胜利，从来不只是击溃对手、夺取政权。最难的考题，恰恰在权力已经握进手里之后才展开：能不能主动约束权力、能不能建立纠错机制、能不能始终不脱离人民。打天下是减法，夺下政权那天，旧秩序被打碎，似乎万事可为。可治天下是加法，是要在一个满目疮痍、人心惶惶的国家之上，重新织起户籍、赋税、法治、民心这一整套秩序之网。前者靠冲锋，后者靠治理。两种能力，并不天然长在同一副身体里。

二、为战争而生的组织，如何适配和平的治理

李自成麾下的大顺军，是一台高度适配乱世的战斗机器。它擅长流动作战、快速动员、凝聚底层力量，靠 “追赃助饷” 维持供给，靠将士勇武撕开明军防线。这套机制在十几年转战中反复被证明有效，是他们从商洛山绝境一路打进北京的根本。但它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如何打碎旧秩序。当崇祯自缢、京城到手，时代任务骤然切换 —— 不再是流动作战、攻城破寨，而是要接管偌大国家、理顺户籍赋税、平衡士绅平民、安抚天下人心。此时，曾经赖以取胜的经验，反而成了最大的桎梏。大顺集团始终没有完成这次转型。将领仍是冲锋的武将，没有成体系的行政官僚队伍；财政沿用战时追赃拷掠的旧法，拿不出常态化税收制度；治理思维没跳出 “打天下” 的逻辑，不知道怎样从动员型组织走向治理型体系。为一时的军事胜利而设计的制度机制，最终困住了新生政权的长治久安。入京短短四十二天，原本拥戴义军的士绅阶层被推到对立面，秩序迅速失控，一场历史性胜利转瞬倾覆。历史在近两千年前就演练过同一种逻辑。秦以商鞅变法锻造出耕战合一、高强度动员的体制，靠它横扫六国。可当天下一统，目标从吞并六国变为治理大一统帝国时，秦却把战时严苛管控、极致动员的办法原样平移进和平年代：持续征发民力、大兴徭役、严刑峻法。曾经帮它取胜的制度优势，在和平环境下变成沉重的治理成本，二世而亡。

三、真正难突破的，是随任务而变的组织治理能力

两个相隔近两千年的败局，指向同一个规律：曾经让组织成功的制度与机制，如果不能随环境变化而主动重塑，就会反过来成为困住自己的枷锁。很多时候，历史的难题并不只是 “人变坏了”。人的腐化固然危险，但比人性弱点更隐蔽、更难克服的，是组织治理的惰性。一套运行多年、被反复验证的体制，会内生出稳定的行为逻辑、利益结构和思维范式，所有人习惯沿着旧办法往前走，很难主动否定那个曾让自己走向胜利的模式。从高强度动员到常态化治理，从破坏旧秩序到建设新社会，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系统切换，不是靠几句作风警示就能自动完成。它要求组织主动重构制度、重塑机制、更新治理逻辑、建立常态化纠错体系 —— 这正是制度设计与组织治理未能随任务转型而重塑的深刻教训。

四、“进京赶考” 七十余年：新中国给出的答案

这正是 “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这句话，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最不同之处 —— 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句被动的警惕，而是一场主动的机制革命。进京之前，毛泽东提出 “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八个字，实际上就是把 “不当李自成” 从道德告诫，升格为一场关于执政能力与制度建设的双重自我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从建立人民政权、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到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工业化起步，共产党人面对的正是李自成、秦朝都不曾跨过的关口：把在革命年代积累的动员能力，转译成治理一个新生大国、服务亿万人民的制度能力。历史反复证明，一个组织真正的困难，不只是 “人会不会变”，更在于：时代和任务已经变了，组织自身能不能跟着变。而 “跟着变” 的自觉，恰恰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钥匙。

五、新时代：自我革命，是跳出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今天重读此文，意义更加切近。新时代摆在执政者面前的课题依然沉重：我们早已走出革命与战争环境，进入一个利益多元、技术变革、内外形势深刻复杂的长治久安年代。过去的成功经验 —— 曾经高效的组织动员、资源集中、层层推进 —— 在新时代依然有巨大价值，但如果只是沿袭而不升级，也可能在新的阶段暴露出新的治理成本。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如何让常态化、法治化、精细化的治理取代对高强度动员的依赖，正是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要回答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给出的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第二个答案，就是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恰恰把 “绝不当李自成” 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不再是胜利后的一次性提醒，而是把纠错、革新、自我革命，锻造成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机制革命，让组织永远保有随时代而变的能力。这比任何道德自律都更持久，也比任何单向的制度安排都更根本 —— 因为制度也会僵化，唯有把 “能够自我更新” 本身变成机制，才能让组织跨越时代的潮汐。

六、赶考是永恒的课题

重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最深的体会是：昨日的解题思路，未必能解答明天的时代考题。胜利只能证明上一套模式适配了过去的环境；环境一旦变迁，组织治理与机制革命就永远是进行时。以史为鉴，既要在掌权之后仍然约束自己、心系人民，更要让组织始终保持主动重构制度、自我革新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跨过 “李自成式困境”，让胜利不只是一时的夺取，而是长久的创造与守护。赶不未有穷期，警钟必须长鸣！—— 这才是 “绝不当李自成” 这七个字，穿越七十年光阴，留给我们最深刻、最鲜活的一课。

2026年9月15日

（注：水石《我们绝不当李自成》一文见2026年9月9日中国记录通讯社各媒体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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