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益共担当 履职尽责不缺位​​——基于多元共治的公益责任法治化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要​：公益向善是社会文明的核心标识，责任共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已构建以《公司法》《慈善法》为核心，以政策性文件为支撑的公益责任法律体系，明确党政军机关、央企国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多元主体责任。当前公益治理仍存在政策执行异化、部门协同不足、责任空转等困境，部分基层以“无文件、无政策”推诿履职，制约公益效能释放。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结合法律条款与学术研究，论证全民公益的法治正当性，剖析现实堵点，提出“党政引领、国企示范、民企主力、全民参与”的共治路径，为构建“全民有责、全民尽责、全民共享”的现代公益治理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关键词​：全民公益；社会责任；多元共治；法治保障；协同治理​一、引言​公益是社会温度，法治是社会脊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公益事业与国家治理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4）将企业社会责任升级为法定义务，标志着我国公益责任法治化进入新阶段。在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公益”应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公共参与和实践，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志愿服务，更涵盖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响应与宣导公共政策、维护公共秩序、促进社区和谐等所有旨在增进公共利益的行动。因此，公民不仅有义务参与国家协同治理，更有义务参与更广泛意义上的公益实践，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公民社会责任的一体两面。本文旨在立足法治框架与学术共识，系统阐释公民在全民公益与国家治理协同中的角色、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径。​二、全民公益的法治根基与公民责任的理论廓清​​​（一）法律体系下的多元主体责任确权​我国已形成以《公司法》《慈善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核心，辅以《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法律政策体系，为党政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公益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套体系不仅明确了各主体的法律责任，也构成了公民履行公益责任的法治环境。​​（二）公民责任的双重维度：国家治理参与与公益实践​公民责任在现代社会具有双重核心维度，且二者相互交融：1.参与国家协同治理的法定义务与公共责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公民超越权利享受者的单一角色，成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这包括遵守法律、理性参与公共讨论、监督公权力、响应国家政策、参与基层选举与社区事务等。这些行为是维护公共秩序、优化治理效能、推动政策落地的基石，本质上是最高层次的“公益”，因其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与共同体福祉。2.投身公益实践的社会义务与道德自觉​：在直接服务社会、帮扶弱者的传统公益领域，公民责任体现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志愿服务、慈善捐赠、邻里互助、环境保护等具体行动，将“友善”“互助”等价值理念化为现实，构筑社会和谐的情感与物质基础。这两重责任统一于“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参与治理旨在优化公益实现的制度环境，而投身具体公益实践则是治理效能的社会呈现。公民正是连接“良政”与“善治”的关键能动主体。​三、公民履责的现实梗阻：从“权利认知”到“责任担当”的壁垒​尽管法律赋予了权利，理念明确了责任，但公民在履行双重责任时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这与当前公益治理的整体困境相互交织。​​（一）“公共事务疏离”与“公益旁观心态”并存​部分公民对公共事务持疏离态度，将国家治理视为“政府之事”；同时，将公益狭隘理解为“捐钱捐物”，认为与己无关。这种认知误区导致公民在双重责任领域均呈现“旁观者”状态，参与意愿与行动能力不足。​​（二）参与渠道不畅与效能感缺失​在治理参与层面，部分基层民意表达、民主协商渠道形式化，公民意见难以被有效吸纳和反馈，挫伤参与积极性。在公益实践层面，志愿服务信息不对称、项目与需求脱节、专业培训不足等问题，使得公民“想参与却无门”或“参与后无感”，难以获得持续的成就感和效能感。​​（三）制度保障与激励不足​当前，对公民参与治理和公益实践的权益保障、风险分担、物质与精神激励机制尚不完善。例如，志愿者权益保障、公益行为的时间银行记录与兑换、社区参与积分与公共服务挂钩等制度探索尚未普及，难以形成长效驱动。​​（四）社会“责任空转”氛围的负面影响​前文所述基层政府“无文件不办事”的推诿作风、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口号化”现象，在宏观上营造了一种“责任可虚置”的不良氛围，消解了公民履行自身责任的严肃性和紧迫感。​四、路径优化：构建激发公民双重责任自觉的协同共治生态​推动公民切实履行参与国家治理与投身公益实践的双重责任，需构建一个由法律保障、文化引导、机制激励、平台支撑构成的协同生态。​​（一）强化法治保障与权利认知教育​在全面落实既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可探索在《社区矫正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修订或地方条例中，进一步明确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的具体权利、程序与保障。同时，通过国民教育、社区宣传、媒体引导等多种渠道，广泛开展公民权利与责任教育，清晰阐释参与国家治理和公益实践既是权利也是责任，破除“旁观者”迷思。​​（二）拓宽与做实参与渠道，提升治理效能感​1.治理参与层面​：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听证、评议机制，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便捷高效的民意征集与反馈平台（如“接诉即办”升级版），确保公民意见“说了不白说”。推广参与式预算、社区规划等实践，让公民在关乎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中拥有实质性影响力。2.公益实践层面​：建设全国或区域性的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实现精准匹配。发展社区基金会、微公益项目，支持公民基于身边需求自主发起、管理小微公益项目，提升参与深度与主导性。​​（三）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实现“德者有得”​​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时间记录、储蓄与兑换制度，探索将公益服务记录与积分落户、子女入学、公共服务优先等适度挂钩（需谨慎设计避免异化）。落实志愿者保险、补贴等基本保障。大力表彰宣传“身边的好公民”“社区治理达人”，形成尊崇公益、认可参与的社会氛围。​​（四）深化“五社联动”，搭建协同行动框架​以社区为基本单元，深化“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公益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在这一框架下，公民（作为志愿者和社区居民）与专业力量、资源方有机协同。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负责搭建平台、引领方向；社会组织设计项目、提供专业支持；社会工作者赋能指导；社区志愿者广泛参与；公益慈善资源提供必要补充。此框架能将公民分散的公益热情转化为有序、持续、有效的治理与服务行动。​​（五）党政机关率先垂范，营造责任文化​党政机关及公职人员应带头依法行政、积极回应公民诉求、主动接受监督，以高效的治理绩效和清廉的作风，树立“责任必担”的榜样。同时，积极组织、参与公益服务，带动全社会形成“履行责任光荣、推诿塞责可耻”的鲜明价值导向。​五、结论​全民公益与国家治理协同，本质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成熟形态。公民不仅是权利的享有者，更是责任的承担者。其责任完整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作为“治理共同体”的一员，积极理性地参与公共生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生活共同体”的一员，主动热情地投身公益服务，增进社会团结与文明水平。这两重责任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驱动社会向“善治”与“善行”的目标迈进。当前，推动公民履行双重责任，已具备坚实的法律政策基础和强烈的社会现实需求。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性改革，打破认知壁垒、疏通参与渠道、强化激励保障、搭建协同平台，将法律文本中的“责任”转化为公民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自觉”。唯有当每一位公民都清晰认知并主动践行其参与治理和公益服务的双重责任，才能真正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愿景，为民族复兴汇聚起最深厚、最持久的磅礴伟力。​参考文献​[1]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Z]. 202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Z]. 2016.[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Z]. 2024.[5] 谢鸿飞.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构造与实现路径[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05):112-132+207.[6] 郁建兴, 徐越倩. 慈善事业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角色定位与未来议程[J]. 管理世界, 2026(02):45-58.[7] 王怡钤. 公益慈善领域的治理困境与制度优化[J]. 行政法学研究, 2025(03):78-91.[8] 王名, 蓝煜昕. 迈向共同体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J]. 中国行政管理, 2022(01): 6-13.作者简介：周玉春，军地事业推动者。现任军地管理中心总平台主任、为人民服务总平台主任、《军地·智库》内参主任，兼任健康中国万里行组委会副主席等职务。多年来，他始终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心系非农业留守儿童上学难问题，积极推动军民协同事业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构建“智库引领—实战赋能—文化浸润”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在政策研究、应急体系建设、国防教育推广等领域取得系列成效。他推动建立国家国际生物总平台，支持生物科技军民两用创新，以科技创新筑牢国家安全根基；牵头组建国际军地应急救援研究中心、国家军地防恐研究中心，整合军地资源构建现代化应急体系，筑牢公共安全防线；通过品牌文化活动促进军民文化融合，依托协同平台助力军创企业与中小企业融入军民融合产业链，实现高质量发展。其工作始终围绕服务军民融合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履行社会责任三大主线，用心用情关注民生痛点，助力社会公益事业，构建多层次军民协同生态，为相关事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实践经验与系统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