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泗洲与粤北功能性农业水稻发展路

一、引言：邓泗洲与粤北功能性农业发展背景

1.1 邓泗洲个人背景与专业履历

邓泗洲是粤北地区功能性农业发展的关键推动者，其身份多元且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韶关市发展研究中心高质量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韶关研究院发展规划项目专家顾问，并受聘为华南农业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兼职教授、大学生创业导师。作为韶关市政府第一批创新创业发展专家库专家，邓泗洲的每一个身份都承载着服务韶关发展的重要责任。

从2014年到2025年，邓泗洲以多重身份活跃在韶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用专业知识赋能产业发展，用创新理念推动乡村振兴。他的成长经历是一条从企业管理到政策研究，从技术推广到乡村振兴的复合型发展道路，始终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理念。

1.2 粤北地区农业基础条件与功能性农业发展机遇

粤北地区（特别是乐昌市）具备发展功能性农业的优越自然条件。乐昌市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北江水源涵养地，2024年森林覆盖率达70.92%，拥有南岭、粤北华南虎、大瑶山和杨东山十二度水4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全市现有耕地40万亩，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21.93万亩、产量9.12万吨，粮食、蔬菜和肉类总量多年稳居韶关各县（市、区）前列。

乐昌市的土壤条件得天独厚，拥有水稻土、黄壤、红壤、红色石灰土、菜园土、潮沙泥土6个土类、11个亚类、36个土属、84个土种，多由沙页岩、石灰岩、红色沙页岩风化发育而成，土层比较深厚。特别是乐昌市三溪镇已获得省级天然富硒土地认证，为功能性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粤北地区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雨热同季、秋季昼夜温差大等特征。地形以山地为主（占72%），中部和北部较高，南部为低丘陵平原。这种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既为功能性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也对品种适应性提出了特殊要求。

1.3 功能性农业在2016年前后的发展状况

2016年是中国功能性农业发展的重要节点。由赵其国院士与尹雪斌博士合著的该领域首部专著《功能农业》于2016年经科学出版社出版，全面阐释了功能农业的概念提出历程、科技创新发展、产业发展历史和未来发展展望。同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居民主要农产品的人均能量消费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发达国家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农产品消费已经从能量消费跨入营养消费的新阶段。

在政策层面，2016年农业农村部明确表示将把功能农业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十三五”期间将在加强部署安排、加大科研支持、加大示范推广力度、支持建设农业标准和协会等四个方面着力推进。同年，河北围场与硒谷科技签约建立“十万亩功能农业示范区”，承德市签约建立我国首个“功能农业（扶贫）综合示范区”。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2018年全国范围内功能农业示范基地达一百万亩，功能农业已渐渐成为传统农业区产业转型的新路径。这一时期的发展为邓泗洲在粤北地区开展功能性农业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环境。

二、邓泗洲功能性苦瓜稻本地化攻关历程（2016—2019年）

2.1 2016年启动背景与初期试验

2016年，邓泗洲开始了他在粤北地区功能性农业的探索之路。作为韶关乐昌市廊田镇楼下村人，他深知家乡的贫困状况，决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优势，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期（2016—2020年），邓泗洲创新性地提出并实施了“品种改良+技术培训+品牌打造”三位一体帮扶模式。

邓泗洲引入了“富硒苦瓜稻”（517功能性苦瓜稻）、“功能早1”、“两相思”等优质新品系，先在仁化县霞丰农业开始建立了首个产业试验田，并教村民生态种植、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验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也为粤北地区发展功能性农业提供了技术支撑。

针对华南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与丘陵地貌特征，邓泗洲从仁化县霞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林运开的初试种植起步，逐步摸索出适配乐昌的种植方案。在试验田里，邓泗洲带领团队通过优化种植技术，让“硒望稻”的硒含量稳定达到0.15—0.3mg/kg的国家富硒农产品标准，亩均产量提升10%以上。

2.2 品种筛选与技术参数优化过程

邓泗洲所引入的517功能性苦瓜稻具有独特的育种背景。该品种于2008年6月提取食用苦瓜外源总体DNA导入受体水稻新品系8早8112【P47（早稻85-183+玉米）+湘早籼27号】，经2009年至2013年每年在湖南长沙东郊和海南三亚种植选育，于2014年稳定，2015年作早稻新品系观察，2016年进入早稻品比试验，两次重复，全生育期118天。

在粤北地区的本地化过程中，邓泗洲面临着诸多技术挑战。华南地区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与该品种原有的生长环境存在显著差异，需要进行大量的技术参数调整。邓泗洲结合李喜贵团队研发的“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协同技术，通过土壤微生态改良、精准配方施肥等一系列措施，让稻米中微量元素的人体吸收率提升30%—45%。

经过系统的试验和筛选，邓泗洲成功培育出适配粤北的90—100天短生育期品系。该品系株高89-100公分，分蘖率11—15株，每穗平均246粒，结实率高且抗倒伏，完美适配粤北双季种植模式。在韶关市禾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示范基地中的10亩测产田，经北斗GPS定位取样、现场收割脱粒，667平方米湿谷产量达681.86公斤，折合干谷亩产579.58公斤。

2.3 2019年示范基地建成与初期成果

2019年，邓泗洲将“517苦瓜稻”引入位于有“粤北粮仓”之称的乐昌市廊田镇楼下村——这座“中国最美古村落”拥有4426亩优质耕地，为功能性水稻种植提供了良好生态基础。楼下村党总支书记邓泗洲携手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原所长何登骥团队，攻克行业技术难题，采用花粉管通道法创新育种，培育出“517（密105）”等优质稻品系。

示范基地的建设采用了“良种选育—标准种植—品牌运营—市场对接”的全链条功能农业体系。邓泗洲充分利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和社会影响力，对接珠三角商超、电商平台，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直销渠道，帮助农产品建立品牌形象。

在邓泗洲的推动下，周边发展新品系的水稻种植超过500亩，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带动了更多农民增收及“稻稻菜”“稻稻葱”模式。如今，“进士米”已形成300多亩核心种植区与50多亩示范田的规模化布局，将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三、邓泗洲与何登骥合作关系深度分析

3.1 何登骥的学术背景与花粉管通道技术专长

何登骥是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原所长、书记，现已88岁高龄的资深研究员。他在农业科研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1975年，何登骥离开当地农业农村局，来到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开始从事水稻常规育种研究。早在1992年，何登骥就提出了一个水稻育种技术的新想法——实行水稻远缘杂交，将玉米、南瓜、丝瓜等植物的基因引入水稻中。

何登骥的核心技术专长是花粉管通道育种技术。1991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周光宇教授带着她自主创新的花粉管通道技术来到湖南省水稻所寻找合作伙伴，何登骥被这个全新的技术科学原理和科学概念所吸引，立即答应与周光宇合作。1996年省科委将水稻研究所主持的外源DNA导入技术培育水稻新品种列入“九五”攻关课题，何登骥积极参与，深入开展水稻花粉管通道育种技术研究。

面对该技术在低世代优势特征不明显、可控性差等难题，何登骥没有丝毫退缩，而是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深入探索。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与分析，终于掌握了一套新型花粉管通道分子育种技术。这套生物育种技术，在他的研究所使水稻育种变得更快捷、稳定，可控性强，更安全性、实用性更广泛。

3.2 双方合作的契机、模式与共同理念

邓泗洲与何登骥的合作源于对功能性农业发展前景的共同认知和对技术创新的执着追求。十余年来，邓泗洲与何登骥团队扎根粤北山区，依托当地天然富硒土壤、优良生态禀赋，构建起“良种选育—标准种植—品牌运营—市场对接”的全链条功能农业体系。

双方的合作模式体现了“理论创新—品种培育—田间转化—规模推广”的全链条合作体系。何登骥团队负责核心技术研发和品种培育，邓泗洲负责技术的本地化适配和产业化推广。这种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使得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真正具备了产业化落地的现实潜力。

双方的共同理念是通过功能性农业实现“吃得健康”的目标。何登骥的技术创新为功能性农业提供了科学基础，他成功地把其他农作物、植物DNA导入水稻，培育出一个个新型品种（系），培养出来的新品种不仅在提高米质上取得骄人成绩，而且在人们食用后发挥出保健作用。邓泗洲则将这种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产业实践，通过“品种改良+技术培训+品牌打造”三位一体帮扶模式，推动功能性农业在粤北地区的落地生根。

3.3 解决品种区域适配问题的技术路径

在解决品种区域适配问题上，邓泗洲与何登骥团队采取了系统性的技术改良路径。针对华南地区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邓泗洲精准锁定7月26日至11月6日的最佳种植周期，系统验证了品种在华南环境下的农艺性状——株高适中、分蘖力强，且茎秆粗壮抗倒伏。

在技术创新方面，邓泗洲的团队采用了“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协同方案的应用，使稻米富硒量达0.3%，同时通过调控淀粉颗粒大小提升营养吸收率。这一技术创新亮点在于通过土壤微生态改良、精准配方施肥等措施，让稻米中微量元素的人体吸收率提升30%—45%。

双方还共同解决了品种在不同生态环境下的适应性问题。在粤北乐昌与东北寒地，517功能性苦瓜稻都完成了品种驯化与规模种植，以“产能提升+品质升级”的双重优势，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这种跨区域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双方合作在解决品种区域适配问题上的技术路径是科学可行的。

左起:李喜贵院长、袁广来教授、何登骥（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原所长书记、唐志龙企业、邓泗洲、张立新企业

四、邓泗洲实践的行业影响与万祥军理论提升

4.1 邓泗洲粤北实践的具体成果与行业影响

邓泗洲在粤北地区的功能性农业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整个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产量方面，2024年示范基地测产显示，该品种干谷亩产达579.58公斤，远超当地普通水稻产能。在经济效益方面，“富硒苦瓜米”凭借独特的营养优势，通过电商平台畅销珠三角地区，每公斤售价突破20元，是普通大米的3倍之多，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金田”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鲜活实践。

邓泗洲的实践还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该品种茎秆粗壮、抗病抗倒的特质适配山地种植，节水可达20%以上、低毒农药与有机化肥用量减少近半的优势，既降低种植成本，又契合绿色农业发展方向，迅速赢得周边农户青睐。

在产业带动方面，邓泗洲的实践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他的推动下，周边发展新品系的水稻种植超过500亩，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带动了更多农民增收及“稻稻菜”“稻稻葱”模式。如今，已形成300多亩核心种植区与50多亩示范田的规模化布局，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真正实现了“让古村好米走出大山”的初心。

4.2 万祥军的专业背景与“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理论体系

万祥军是全国工商联执委、中国经济和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政策研究室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主任、原国家大健康医药产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在大健康产业和农业政策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万祥军在两会提案中系统阐述了“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的理论体系。他指出，农业大健康的核心是以现代高科技理论为依托，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现代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现代农业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大健康系统。万祥军强调，功能性农业践行产业赋能，即农业大健康是功能性农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邓泗洲提出了功能农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他引用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其国的观点：高产农业是为了“吃饱肚子”，绿色农业是“吃得安全”，功能农业则是为了“吃得健康”。功能农业的核心要求是，与万祥军是同一理念在农产品中某一种或几种健康有益成分基本定量，并可以标准化实现。

4.3 从地方实践到行业理念的转化过程

万祥军将邓泗洲等人的地方实践上升为行业理念的过程，体现了“实践—理论—推广”的科学发展模式。2020年两会期间，万祥军提交了“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提案，明确指出：“目前，正值2020年’两会’期间，并且也是我国完全脱贫的攻坚年，富硒产业谋定功能性农业一定要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万祥军的理论提升工作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之后，由全国工商联执委、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信息中心主任、原国家大健康医药产业委员会主任万祥军在两会上提出“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提案，该提案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制定。

在万祥军的推动下，“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农业导入功能性，农业导入大健康，并在药食同源的概念下，打造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产业作为一种新业态，也在一些地方的农业发展中初绽光芒。万祥军还积极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和产业联盟的建立，为功能性农业的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邓泗洲与万祥军的差异化定位与互补关系

5.1 时间线对比：邓泗洲的早期实践与万祥军的后期推广

从时间线来看，邓泗洲与万祥军在功能性农业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邓泗洲的实践始于2016年，当时正值中国功能性农业发展的起步期。他从2016年开始在仁化县霞丰农业建立首个产业试验田，经过三年的技术攻关和品种筛选，于2019年在乐昌市廊田镇楼下村建成试验基地。

相比之下，万祥军对“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理念的系统推广始于2020年。在2020年两会期间，万祥军提交了相关提案，将功能性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进行思考和规划。这一时间节点的差异反映了两人在功能性农业发展中的不同角色：邓泗洲是早期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万祥军是后期的理论总结者和推广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人的工作时间有所不同，但他们的贡献是相互关联的。邓泗洲在2016—2019年的实践为万祥军在2020年后的理论总结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而万祥军的理论推广又为邓泗洲等人的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

5.2 工作重心差异：技术实践与理论推广的分工

邓泗洲与万祥军在工作重心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功能性农业发展中“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结合。邓泗洲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技术实践和产业落地方面。作为基层实践者，他深耕粤北山区，致力于解决功能性农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如品种区域适配、种植技术优化、病虫害防控等。

邓泗洲的实践工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他针对华南高温多雨的气候特点与丘陵地貌特征，逐步摸索出适配乐昌的种植方案。在技术创新方面，他通过“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协同技术，让稻米中微量元素的人体吸收率提升30%—45%。在产业发展方面，他构建了“良种选育—标准种植—品牌运营—市场对接”的全链条功能农业体系。

万祥军的工作重心则主要集中在理论总结和战略推广方面。作为政策研究者和行业推动者，他致力于将各地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并通过政策提案、学术报告、行业推广等方式推动功能性农业的整体发展。万祥军提出的“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理论体系，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

5.3 “实践－理论”互动模式对功能性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邓泗洲与万祥军形成的“实践－理论”互动模式对功能性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互动模式体现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发展规律，为功能性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首先，邓泗洲的实践为万祥军的理论总结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邓泗洲在粤北地区的成功实践，包括产量数据、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等具体指标，都成为万祥军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真实数据和经验，使得理论总结更加科学、可信、可操作。

其次，万祥军的理论推广为邓泗洲等人的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万祥军通过两会提案、行业大会、媒体宣传等方式，将功能性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为行业发展争取到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2024年中央财政专项投入达186亿元，用于支持功能农业关键技术攻关、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和标准化示范区创建，较2023年的162亿元同比增长14.8%。

最后，这种互动模式还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主体之间的经验交流和资源整合。在万祥军的推动下，2024年朱有南、李喜贵、邓泗洲等联合发起成立“功能性农业创新联盟”，整合科研机构、种植主体、加工企业与电商平台资源，牵头制定《功能性农产品微量元素含量分级标准》，填补了行业规范空白。

左起:邓泗洲、何登骥、李喜贵、袁广来

六、功能性农业的战略意义与发展前景

6.1 “健康中国2030”战略下的发展机遇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功能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16万亿元”的发展目标，并将“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动药食同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功能性食品产业”等内容纳入核心指标体系。

在政策支持方面，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等多元资金渠道均已将“健康乡村”“中医药产业发展”“功能性农业”等领域纳入支持范围。2025年，农业农村部联合多部门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年）》，将“营养导向型农业”列为重点工作，推动功能农业标准体系与国家食品安全战略衔接。

党的二十大以来，“新质生产力”“大食物观”“乡村产业振兴”等战略部署持续深化，功能农业相关表述连续纳入中央一号文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等政策文件。作为继高产农业、绿色农业之后的第三代农业发展范式，功能农业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我国农业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型的核心路径，更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重点扶持的产业方向。

韶关市科协党组成员曾年红（左二），韶关日报党委委员、副社长、纪委书记杨志明（左一），湖南省农科院水稻所原所长兼书记、研究员何登骥（右四），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促进会农业技术研究院袁广来（左五），广州市中科微量元素科学研究院院长李喜贵（左三），乐昌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增文（右二） ，乐昌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高级农艺师张金道 （右三），乐昌市落叶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罗贱良（左四），道县国稻种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志龙（前排左一）、韶关市禾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张立新（前排右一）在测产6.2 功能性农业在解决营养不良与慢性病防控中的价值

功能性农业在解决营养不良和慢性病防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全球有4500万5岁以下儿童患有消瘦，1.48亿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28亿人无法负担健康饮食。在中国，硒、锌、铁、钙、碘的缺乏更为普遍，居民硒和碘的缺乏最为普遍。

功能性农业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可以有效解决“隐性饥饿”问题。赵其国院士指出，功能农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消除“隐性饥饿”，由于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缺乏，相比蛋白质、脂肪、糖类等营养缺乏更具有隐蔽性，世界微量营养组织就将目前矿物质的缺乏称为“隐性饥饿”。

在慢性病防控方面，功能性农产品具有独特优势。以邓泗洲推广的517功能性苦瓜稻为例，该品种抗性淀粉含量达8%—12%，是普通大米的4倍以上，而抗性淀粉可延缓血糖上升、促进肠道健康，尤其适合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食用。这种通过食物本身的营养特性来预防和辅助治疗慢性病的方式，具有成本低、副作用小、易于推广等优点。

6.3 邓泗洲等人的实践对全球粮食安全的潜在贡献

邓泗洲等人在粤北地区的功能性农业实践对全球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潜在贡献。首先，他们的实践证明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高农产品的营养价值。邓泗洲通过“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协同技术，让稻米中微量元素的人体吸收率提升30%—45%，这种技术创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其次，邓泗洲等人的实践为解决全球营养不良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在主粮作物中强化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可以在不显著增加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大幅提升粮食的营养价值，这对于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邓泗洲等人在生态农业方面的探索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该品种节水可达20%以上、低毒农药与有机化肥用量减少近半的优势，体现了功能性农业在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方面的价值，为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最后，邓泗洲与万祥军形成的“实践－理论”互动模式也为全球功能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模式既保证了技术创新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又确保了理论总结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功能性农业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路径。

七、结论与展望

邓泗洲作为粤北功能性农业的先行者，其2016年至2019年的实践探索为中国功能性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与何登骥团队的深度合作，他成功将花粉管通道育种技术在华南地区实现了本地化适配，培育出了适合粤北地区气候和土壤条件的517功能性苦瓜稻等优质品种。这一实践不仅验证了功能性农业技术的可行性，也为后续的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万祥军在2020年后将邓泗洲等人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功能性农业·农业大健康”的理论体系，通过两会提案、行业推广等方式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这种“实践－理论”的互动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道路，为功能性农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展望未来，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推动下，功能性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相关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功能性农业有望成为推动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邓泗洲等人的实践经验，以及万祥军的理论贡献，都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功能性农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技术标准的统一、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市场认知度的提升等。这需要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标准制定、市场培育等措施，推动功能性农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邓泗洲与万祥军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功能性农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像他们这样的实践者和理论者。只有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不断探索创新，才能推动功能性农业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人类的健康福祉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