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门香港:从史前百越到超级联系人的万年之路
作者:张来兴
摘要
香港,古称屯门、官富场、红香炉、香港村。这片土地的历史并非始于殖民时期,而是可以上溯至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从史前百越先民的沿海聚居,到夏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传入;从秦征百越纳入中国版图,到汉代属番禺县管辖;从唐代屯门镇的设立,到宋元盐场与海防巡检;从明清海防前哨,到近代革命思想的摇篮;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到回归后“超级联系人”的国家定位——香港作为“国门”的历史,是一部跨越万年的完整叙事。
本文从史前考古、百越文化、夏商周青铜文化、秦汉统一、唐宋海防、宋元盐场、明清抗敌、近代革命、改革开放、新时代定位十个维度,系统论证香港作为“国门”的万年历史定位。香港之“门”,是百越先民的海上通道,是中原青铜文化的传播之门,是秦汉帝国的海疆之门,是唐宋市舶的贸易之门,是宋末行朝的避难之门,是明清海防的烽火之门,是辛亥革命的希望之门,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之门,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之门。这扇门从史前开凿至今,从未关闭。门后是岭南,是中原,是整个中国。
一、引言:万年之门
香港是一座城市,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是一段历史的容器。但在它最深层的文化基因里,香港是一扇门。
这扇门的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它不是从1842年开始的,不是从唐代屯门镇开始的,甚至不是从秦汉统一开始的。考古学告诉我们,数万年前,已有人类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是中国古越族的先民,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上居民。他们以海为生,以舟为车,以岛为家。他们是第一批打开这扇门的人。
从史前的沿海聚居,到夏商周时期中原青铜文化的南传;从百越先民的海上活动,到秦汉帝国将岭南纳入版图;从唐代屯门镇的设立,到宋元盐场与海防巡检;从明清海防前哨,到近代革命思想的摇篮;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到回归后“超级联系人”的国家定位——香港这扇门,见证了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发展、从封闭到开放、从衰落到复兴的全部历程。
这不是一扇普通的门。是国门。
二、史前香港:百越先民的海上之门
2.1 旧石器时代的香港
香港的史前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久远。
2004年至2005年,香港考古学会与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西贡黄地峒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经光释光测年技术测定,该遗址距今约3.5万至3.9万年,是香港目前年代最久远的考古遗址。遗址出土了6000多件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等,证明早在数万年前,已有人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辖境内生息繁衍。
有学者考证,百越民族可能在距今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发源于广东一带,而后慢慢扩散开来。地名学知识可以捕捉历史上具体群体的行踪——中国古籍中曾有“蛮人所居曰峒”的说法,而现今香港特别行政区辖境内仍有一批带有“洞”或“峒”字的地名,这些地方多数是山岭地区的村落,相信是越蛮人居住留下来的遗迹。黄地峒遗址的发现以及居民聚落的诸多峒地的出现,直接显示了百越族的先民自距今三四万年前就开始生息繁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辖境内。
更令人惊叹的是,黄地峒遗址的石制品储藏量极为丰富。有学者认为,香港不仅是石器制造场,更可能是东南沿海石器贸易网络的枢纽。这些石制品除了满足古越族地区需求之外,还有可能远销至邻近的台湾及东南亚地区。这意味着,早在数万年前,香港已是连接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台湾地区的海上通道。这是一扇比丝绸之路更古老的“海上之门”。
百越先民以海为生,以舟为车,他们的生存方式天然地倾向于海洋。这种文化基因,为香港作为“国门”奠定了最初的底色。
2.2 新石器时代的香港文化序列
进入新石器时代,香港的史前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香港的考古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根据沿海多处地点出土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证明香港历史可远溯至6000多年前。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期(约公元前4000年—前2500年):从年代较远的底层出土的是绳纹粗陶和精细易碎的软陶,后者有划花、贯孔,间中更有彩绘。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经过磨琢的石器。
第二期(约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上部文化层继续发现绳纹陶器和磨琢石器,而一种新的几何印纹陶器也同时出现。该文化层的石器全部经过磨琢,手工较佳,种类繁多;有些石器呈现有段和有肩的修饰,这大概与装柄技术的进步有关。这时期也发现用石英和其他石料制成的饰物,如大小不一的石环和石玦,其中有些手工非常精细。
1997年,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的发掘是香港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该遗址发现新石器中期、晚期和商时期三期文化遗存,其中以新石器晚期发现的19座墓葬最为重要。在墓葬中保存较好的古代人类遗骸,是香港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经体质人类学家的初步鉴定,骸骨拥有亚洲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同时亦存在热带地区某些种族相近的特征。东湾仔北遗址被评选为199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这些发现充分证明,香港史前文化是华南广阔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早期居民主要是百越人。这是一种以海为生的文化,其经济发展有赖于开发海洋资源。居住模式是沿岸聚居,说明香港最早期的居民主要依靠海洋生活。
2.3 百越文化圈中的香港
考古学虽然未能对先民的种族和语言关系提供直接证据,但古代中国文献对这些问题有所提及,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为“越人”。香港史前的先民有部分很可能是“百越人”(各类越人的统称)。
在大屿山石壁、滘西洲、蒲台岛、长洲、东龙洲、港岛大浪湾和黄竹坑等地区发现的石刻,大部分是几何图案,相信为百越人所刻。这些石刻不仅是香港最早的岩画艺术,更是百越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信仰、文化的最直接证据。
百越民族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老族群,以舟楫为车、以海洋为田。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海上居民,也是中国最早打开“国门”的人。他们开辟的海上通道,为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最早的航路基础。
三、青铜时代:中原文化的南传之门
3.1 青铜文化的传入
青铜器约在公元前1500年(约当商代中期)出现在香港,标志着香港史前史的最后阶段。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海路和陆路两种途径传播到岭南地区。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原青铜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重要节点。
虽然青铜器在香港未被广泛使用,但在本地考古遗址中,曾有多件精巧青铜兵器出土,如刀、箭镞和戈等,也发现青铜工具如空銎斧和鱼钩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赤鱲角过路湾、大屿山东湾和沙螺湾,以及南丫岛大湾和沙埔村出土的青铜器石范,足可证明青铜器确曾在本港铸造。
2008年至2009年,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商至西周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该遗址发现了商至西周时期的活动面及与之相关的灶址、房址、手工业作坊址和灰坑、墓葬等,以及东周时期的活动面及与之相关的手工业作坊址等。这一发现证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香港地区已经与中原文化建立了联系。
3.2 牙璋与玉文化
1990年,南丫岛大湾遗址M6墓葬出土了一件商代玉牙璋。牙璋是中原王朝最高等级的玉礼器之一,用于祭祀山川、沟通天地,也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这件牙璋出现在南丫岛的墓葬中,证明早在商代中期,中原礼制文化已经通过海路传播到了香港地区。
青铜器时代的陶器,除了保留早期绳纹和几何印纹的传统外,还有一种经过较高火候烧制而接近结晶的硬陶。其几何印纹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几何图案一脉相承,但其中的“双F”夔纹,则是这时期香港地区的著名特有纹饰。
3.3 浮滨文化的影响
1998年,元朗白泥村陈家園沙丘遗址发现了一座商时期墓葬,出土了陶日、月形礼器和青銅碎片。日、月形陶器的表面均留有细心打制的痕迹。考古学家认为,这是香港史前考古的首次发现。原始宗教信物陶日、月形礼器更是中国以至东南亚史前考古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被视为上古时代中国崇拜太阳神的实证。
此外,东湾仔北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以墓葬C1044为代表,随葬品有陶器4件、玉管饰1件及石玦1件。陶器风格属于粤东和闽西南地区的浮滨文化,在香港地区极为少见,年代约距今3500—2500年(约当商代至战国时期)。
从商周的青铜牙璋到两周时期的浮滨陶器,香港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始终与中原文化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思想的传递,也包括海上贸易、人员流动和文化交融。香港既是中原文化南传的接收端,也是中华文明向海洋延伸的发射端。
四、秦汉时期:纳入版图的海疆之门
4.1 秦征百越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首次南征百越。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向南用兵。经过数年征战,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岭南。秦朝在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将岭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当时的香港地区,隶属南海郡番禺县。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纳入中国行政体系。秦征百越的意义不止于版图扩张,是南越王赵佗带来了中原的农业技术、铁器、文字、制度,岭南从“蛮荒之地”变为“中国之岭南”。
从考古角度看,秦代遗存在香港发现不多。但秦代对岭南的统一,为汉代香港的大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4.2 汉代属番禺县
1955年,九龙李郑屋村东汉墓的发现,是香港考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建筑工人夷平山坡时,无意发现了一个东汉墓穴。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带领学生前往研究发掘。
李郑屋汉墓出土了58件文物,有屋舍模型、陶器、青铜器等,不过没有发现骸骨。汉墓的结构以及出土器物的类型,与华南地区发现的东汉墓如出一辙。由此可知,中原文化在二千年前已传播到香港。墓砖铭文上还发现了“番禺”二字,印证了香港在汉代是属番禺县管治的。
香港出土了大量汉代的文物和遗址。典型的方格纹硬陶罐在香港多处地点出土,包括马湾东湾仔、屯门龙鼓上滩、扫管笏、大屿山竹篙湾、散石湾和西贡滘西洲、沙下等地,均属实用器。
除了陶器,香港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汉代铜钱。南丫岛深湾出土了东汉晚期的五铢钱,屯门扫管笏发现了一个灰坑,其中混有近百枚汉代五铢钱及货泉,出土时还混有竹席及麻布的残余,是本地埋藏汉代文物数量较多的遗址。此外,大屿山白芒、竹篙湾、南丫岛沙埔村也出土了铁斧、铁锸等农业用具,西贡滘西洲发现捕鱼用的汉代陶网坠,显示汉代时期香港地区的经济活动已相当丰富。
秦征百越和汉代对岭南的有效管辖,标志着香港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李郑屋汉墓的墓砖铭文“番禺”二字,是这一历史最有力的物证。香港这扇门,在秦汉时期已经被牢牢地镶嵌在国家的门框里。
五、门的建制:唐代屯门镇
5.1 屯门镇的设立
香港作为国门正式建制,始于唐代。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朝廷在珠江口设立屯门军镇,派驻镇兵,守卫航道。《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府南海郡下有“屯门镇”。《新安县志》载:“屯门,在县城南四十里,滨海,有屯门山,昔置屯门镇,屯兵于此。”“屯门”二字,字面之意为“屯兵之门”。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军事职能直接命名的海防要地。
屯门镇的职责包括:一是防海——防范海盗和外来侵扰;二是缉私——稽查进出珠江口的商船;三是迎送——接待海外来华的使节和商人。屯门镇是国门的守门人。
屯门古码头位处香港的西面及珠江口的东侧,历来是中外商旅往来的枢纽及海防的据点。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外学者已在屯门的扫管笏、龙鼓洲、青山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发现不少史前遗物。
5.2 鉴真与屯门
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漂流至海南岛,辗转北上,途经屯门。他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写道:“次至屯门州,泊船三日。”
鉴真在屯门停留了三天,等待风向转变。这短短一行字,是屯门地名最早的确切记载。
5.3 广州蕃坊与香港外港
唐代的广州蕃坊制度是当时中国管理外国商人的制度创新。蕃坊由外商选举领导人,依照本俗法生活,是唐代开放包容国策的体现。
香港作为广州的外港,在此体系中承担着前哨角色。外国商船先在屯门停泊候检,之后才驶入广州。屯门镇的设立、广州蕃坊的繁荣与香港的外港功能共同构成了唐代国门管理的完整链条。
六、宋元时期:盐场与海防
6.1官富盐场
宋代,香港地区的盐业生产达到鼎盛。朝廷在今日九龙湾一带设立官富场,是广东十大盐场之一。盐场不仅是经济设施,也是海防体系的一部分。
官富场的设立,标志着香港从纯军事前哨向军民两用据点的转变。朝廷在此设立巡检司,负责维持治安、缉捕盗贼、巡查海道。巡检司配有巡船,负责巡逻大奚山(大屿山)、舶寮洲(南丫岛)、佛堂门(今鲤鱼门)一带海域。
6.2宋末行朝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宋室南迁。端宗赵昰、帝昺赵昺曾驻跸官富场。《宋史·二王纪》载:“端宗自泉州航海,入广州。元将刘深袭浅湾,帝舟迁至官富场。”
宋末行朝以香港地区为临时基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将领在此地留有足迹。这是香港第一次成为全国性政治事件的舞台。现存宋王台石刻、大庙湾天后庙的宋代碑刻,以及在石壁、米埔和奇力岛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都是这个时期的文物。
6.3 宋元海上贸易
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是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外国商船往来频繁,市舶司制度进一步完善。香港作为广州的外港,是这条贸易航线上的重要节点。
在大屿山稔树湾和石壁等地发掘到的宋代青瓷,是香港作为海上贸易枢纽的实物证据。这些瓷器不仅是商品,更是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使者。
七、门的守卫:明清海防与抗敌烽火
7.1 明代海防体系
明初,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朝廷实行“海禁”政策。与此同时,政府在沿海要害处设立卫所,驻军防守。香港属广东都司南海卫、大鹏所管辖。
大鹏所城(今深圳大鹏)是这一防区的指挥中心,其防区包括今日香港全境。所城下辖多个墩台和汛地,如佛堂门、鲤鱼门、屯門、大屿山等。大屿山东涌炮台是清代大屿山海防体系的一部分,城墙、营房、炮位保存较为完整。
7.2 屯门海战(1521年)
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在屯门击败葡萄牙船队。
葡萄牙人于正德九年(1514年)抵达屯门岛(今内伶仃岛)附近,私筑炮台,走私贸易。汪鋐奉命驱逐。他派人潜入葡萄牙船队,学习火炮制造技术,仿制出“佛郎机炮”,装备明军战舰,采用火攻战术大破葡萄牙船队。
屯门海战的规模不大,但历史意义深远。它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使用仿制西方火器击败西方殖民者。汪鋐和他的将士们,是明代国门的守门人。
7.3 九龙海战(1839年)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英国船只在九龙附近水域挑衅,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迎战,击退英军。是为九龙海战,鸦片战争的前哨战。
东龙洲清代炮台的出土,使后人能够一睹这座炮台的内部结构以及清末驻军的日常用具。九龙寨城的考古勘探,也发现了旧寨城的遗迹及原来南门上的两块石碑;石碑分别刻上“南门”及“九龙寨城”字样。
7.4 抗日烽火:东江纵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在香港、九龙、新界开展游击战。他们在屯门、元朗、大屿山一带袭击日军运输线,组织著名的“省港大营救”,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等数百名文化人士安全转移至内地。
东江纵队的战士,大多是香港和东江地区的子弟。他们在自己家门口打仗,保卫的是自己出生长大的土地。
八、门的功能:海上贸易与中西交流
8.1 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香港水域发现多处古代沉船遗址,出水文物包括宋元时期的青白瓷、青瓷,明清时期的青花瓷、五彩瓷。
近年在大屿山竹篙湾出土的大量明代青花瓷器,属输往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宫廷的外销瓷,是公元16世纪初期的制品。这些发现是香港作为海上贸易枢纽的重要物证。
8.2 文化交汇的门户
香港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经香港传入中国。西方科学技术、医学、教育、新闻出版,主要经香港传入中国。中国第一家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通过香港发行。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创办后迁至香港。
8.3 革命思想的摇篮
香港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孙中山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在香港组织兴中会,策划广州起义,创办《中国日报》。《中国日报》是中国第一份革命党报刊,以香港为基地向内地发行。革命党人从香港出发,经屯门水道进入广州,与唐代屯门镇兵巡逻的是同一条水道。
九、门的归位:回归与超级联系人
9.1 改革开放的窗口(1978-1997)
1978年改革开放后,香港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最重要窗口。外资经香港进入内地,内地产品经香港走向世界。香港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助推了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不是一扇新门的建立,是一扇旧门的归位。驻港部队越过深圳河的那一刻,汪鋐在屯门海战中打出的那枚炮弹飞了476年落地了,关天培在九龙海战中沉进海里的那面旗帜升起来了,东江纵队的游击队员插在山头上的红旗插稳了。
9.2 超级联系人(1997年至今)
回归后,国家赋予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定位。这不是新的任务,是香港已经做了数千年的事。
2017年,“超级联系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香港被定位为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2021年,“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香港这扇门,将继续承担以下使命: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十、结论:万年之门,永不关闭
香港是一扇门。不是比喻,是事实。
这扇门的历史,从三四万年前的黄地峒遗址开始。百越先民在这里制作石器,沿着海岸线将这些工具远销至台湾和东南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使者”,是这扇门的第一代守门人。
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了绳纹陶、几何印纹陶、彩陶的灿烂文化。他们在岩壁上刻下图案,在墓葬中留下遗骸。他们是百越人的祖先,也是香港最早的居民。
三千年前,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通过海路传入香港。牙璋出现在南丫岛的墓葬中,石范证明香港曾是青铜器的铸造地。中原文明与岭南文化在这里交汇。
两千年前,香港纳入秦朝版图,汉朝时期属番禺县管辖。李郑屋汉墓的墓砖铭文“番禺”二字,是香港最早的中国身份证。
一千年前,唐代在屯门设立军镇,宋元时期官富盐场兴旺发达,宋末行朝在此驻跸。明清两代,这里烽火连天,屯门海战与九龙海战书写了守土护国的壮烈篇章。
一百年前,香港孕育了辛亥革命的火种,成为救国之路的起点。
四十年前,香港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架起中国通往世界的桥梁。
今天,香港是“超级联系人”,是中国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万年香港,万年之门。从史前百越先民的海上通道,到夏商周时期的青铜之路;从秦汉帝国的海疆,到唐宋元明清的贸易枢纽;从辛亥革命的前哨,到回归后的超级联系人——香港这扇门,见证了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发展、从封闭到开放、从衰落到复兴的全部历程。
门在,国在。门开着,中国就不会关上。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 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4.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5.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6.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
7. 舒懋官等:《新安县志》,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
8. 梁廷枏:《粤海关志》,清道光刻本。
9. 饶宗颐:《九龙与宋季史料》,万有图书公司,1959年。
10. 陈佳荣:《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1986年。
11. 萧国健:《香港古代史》,香港中华书局,2019年。
12. 萧国健:《香港前代社会》,香港中华书局,2020年。
13. 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香港文物志》,1999年。
14. 香港历史博物馆:《李郑屋汉墓》,1990年。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1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4年。
后记
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去了黄竹坑。那是我的出生地,也是香港史前石刻的发现地之一。站在香港仔海傍,望向对面那座丫字形的小岛,我想起了1949年。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扇门在炮火中关上了。但关得不久。关是为了更好地开。
三十年后,门开了。改革的空气从门缝里吹进来,带着南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从那时起,这扇门再也没有关过。不是不能关,是不敢关。因为门后是全中国,是十四亿人的希望。
万年前,百越先民在这里打开了第一扇门。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守在这扇门前。守门的人会老,会死,会被人忘记。但门不会。门会一直在那里。
那扇门,叫香港。
——2026年于香港
张来兴,土生土长香港人
香港经济导报社原总经理/副总编辑
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联合始创人
广东省赵朴初研究会秘书长
一带一路新闻社香港分社社长
深圳市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他是一位生于五十年代末香港英治时期,跨世代人物。
他见证中国内地发展崛起!见证香港回归祖国!
他是香港宏观经济学家、著名策划大师、文化传媒界精英、醉心于国粹文化历史研究。
他,视野广阔、见闻识广、博古通今、学识渊博、一身正气。
他,坚持真理,坚持弘扬正能量,坚定不移高举热爱祖国、热爱香港旗帜。
他,过去曾经从事经济新闻、大型策划、广告出版、展览策展工作。
他,在香港被称为“中国通”,在中国内地被称为“香港通”。
他,现在是跨国健康企业天基权集团创办人及领军人物。
本信息由:【新青年编辑部© 】编辑发布 引用请注明出处: https://www.newyouth.org.cn/baodao/2026/04/29/archives/22011
微信扫一扫
